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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国厌倦戴安娜

1998-09-09 来源:生活时报  我有话说

今年8月31日,是英国王妃戴安娜遇难一周年纪念日。与一年前人山花海似的悼念及葬礼场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这个国家在平静中度过了这一天,没有大规模的集体纪念活动,人们也没有激烈的情绪流露。

这一天,伦敦的一些重要场所降半旗志哀。在戴妃的故居肯辛顿宫前,敬仰者们默默地摆上花束。以寄托自己的哀思。但据统计,他们人数最多时也不超过500名,其中不少还是外国观光者。在戴妃的墓地、也即她的老家北安普敦郡阿尔索普,聚集的悼念人数约有2500名。还有一些人们,包括英王室成员和首相布莱尔夫妇,在教堂中参加了礼拜。

一个毁誉参半的女性

这一切,证实了英国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大报《每日电讯报》近日公布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说,仅有6%的英国人打算以某种方式纪念戴妃遇难一周年,绝大多数人反对举行任何全国性的纪念活动;有44%的人认为对戴妃应当“毁誉参半”,还有13%的人认为她是一个“享有特权的女性”,其社会形象被夸大了。

《每日电讯报》同日发表的消息说,分析家们早先提出的所谓“戴安娜厌倦症”,影响了众多的英国人;一年前人为地煽起来的“戴安娜狂热”,现在应当寿终正寝了;戴妃在慈善事业中做了一些好事,但她并非圣人。

31日的实际情形终于证明了这些预测和分析。这个国家的确发生了“戴安娜厌倦症”。正如有评论所说,所谓“人民的王妃”的称号,应当被扔进垃圾箱中了。

此次所体现出的民众意愿,也与英政府及王室,以及戴妃家族的“纪念活动保持低调”的想法一致。查尔斯王储与戴安娜所生的两个小王子威廉和哈里,发表公开呼吁说,公众的集体悼念活动应当结束,以让他们的母亲在天国安息。一年前迎合百姓情绪,将戴妃描述成“人民的王妃”的布莱尔首相,此番也要求他的内阁成员保持缄默。

民意调查还发现,绝大多数英国人虽然支持将戴妃故居肯辛顿宫所在的肯辛顿花园,改名为“戴安娜花园”,或以她的名字来命名某个新建的儿童医院等,但反对该国将某个日子命名为“戴安娜日”,更反对合建一个“戴安娜·多迪”纪念碑。一年前成为人们为戴妃鸣不平而发泄愤怒的对象女王及查尔斯王储,其支持率一年后都上升了。

而与戴妃同车遇难的“花花公子”多迪的父亲、今年已66岁的老法耶得,一年来则似乎诸事不顺。这位埃及裔大老板在车祸之后声称戴妃死前已与多迪订婚,并指责英国的秘密警察参与谋杀了他们,说是要用他的“埃及咒语”诅咒、抓拿凶手,甚至悬赏2000万美元搜罗证据,但认真对待他的话的人好像并不多;跟随他10年的新闻发言人因与他意见相左,已于今年2月辞职而去;他提出的加入英国籍的申请,仍未获当局批准,与英政府和王室的关系没有丝毫接近;戴安娜的生母在一公开场合拒绝搭理他,竟使他恼羞成怒;戴妃周年之际他对英国公众只关注戴妃而根本不提多迪大为不满。

法国当局有关事故原因的调查也即将结束,被取证的人有150多名,最后的结论报告将达3000页左右。据可靠估计,调查结论现已基本上肯定,去年那场车祸确是一次事故,主要责任在当场遇难的肇事司机保罗身上———严重超速,既醉酒,又不持有合法驾照,而且还服用了影响神志的药物。而这一切,又与保罗的雇主老法耶得直接有关。对那帮在车后追逐的摄影记者,目前尚没有获得可正式提出指控的有力证据。

女王改变了自己的态度

一年前戴妃的不幸遇难,曾被认为是自1936年“要美人不要江山”的英王爱德华八世(即后来的“温莎公爵”)退位以来英王室所遭遇的最为重大的事件,对英王室甚至英国的君主立宪议会制国体的前途提出了严峻挑战。当时戴妃的同情者对王室满腔愤怒,共和制的呼声也顺势而起。但一年来的发展却使某些预言家们大跌眼镜,王室的威望反倒直线上升了。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处变不惊,做出了顺应民心之举。《泰晤士报》的最新民意测验表明,英73%的公众对女王的表现感到满意,戴妃生前,查尔斯王储的支持率一度只有42%,但日前已上升至63%。

不可否认的是,戴妃生前利用她的身份和影响,并由于婚姻的不幸以及对王室生活拘束过多的不满,而转向频频接触社会和普通民众,与其他王室成员形成鲜明对照。她的举止遭到英王室的非议。戴妃与日俱增的知名度,也日益成为对王室的一种令之寝食不安的有形压力,使得王室多年来不时处于被动和窘迫的局面。戴妃之死以及英人的悼念狂潮,更是极大地冲击了恪守古旧传统、依靠世袭制沿革生存的英王室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戴安娜在英王朝变革史乃至整个英国的政治发展史上,都将占有一席之地。

但一年后的英舆论也指出,戴安娜魅力主要源于她与皇家的特殊关系,其最上层的社会名流生活使得不少凡人倾慕不已;但她同时又是一个涵养不高、品味一般且生活并不检点的普通女性,如同一部通俗“肥皂”剧中的女主人公。这一点已经被她的个人生活和最后的命运所证实。

新闻界的炒作

由此看来,一年前的举国悼念是一种无节制的、盲目的、迷信的和夸大扭曲的狂热崇拜,并非客观历史生活的真实反映。它的起因与对她感到有愧的英新闻出版界的炒作、工党政府的利用民意、普通百姓对王室及名人的狂热崇拜仰慕,以及人们对戴妃最后惨死的同情等多种因素有关。英国的大小报在戴妃遇难前几天,还在攻击她追求奢侈的生活,而8月31日之后则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变,戴妃一夜之间被描述成经历非凡、品质突出、生活不幸的伟人。

从一年前的“戴安娜狂热”到一年后的“戴安娜厌倦症”,展示了我们今天所处时代的一个极为值得深思的现实,这就是由大众传媒造就的“名人”们存在着可引发社会效应和社会情绪的巨大能量。这种“名人效应”令正统的哲学家、社会学家们感到困惑,令那帮所谓“后现代主义”分析家们的理论崩溃瓦解,也令许多政治家们感叹不已而只能望其项背。戴安娜之死与梦露之死、肯尼迪之死等一样,今后也许还将被人们谈论许多年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随着它的轰动效应的过去,人们对这位王妃的认识将会更加客观和深刻。本报驻伦敦记者张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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